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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到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和视察山东时,两次讲到“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这既是对多年来山东和潍坊农业农村工作的充分肯定,更蕴含着对创新提升“三个模式”的殷切期望。省委书记刘家义对创新提升“三个模式”高度重视,多次提出明确要求。今年省“两会”期间,刘家义同志又到潍坊代表团参加审议,要求潍坊在创新提升“三个模式”上实现新作为、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中当好排头兵、在推动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中勇做探路者。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2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主办,中共潍坊市委、潍坊市人民政府协办的“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与乡村振兴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领导专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回顾总结了“三个模式”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经验,围绕如何在新时代创新提升“三个模式”、推动潍坊乡村振兴走在前列展开深入研讨交流。以下为发言摘登。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谈几点认识:第一,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潍坊模式”的研究,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基本轨迹,即这些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对潍坊而言是怎样走过来的。二是基本经验,即这些年实践当中可以上升到经验层面加以总结推广的东西。三是基本规律,即从这些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当中不仅限于经验而且可以提升到规律方面加以认识的东西。在这三个层面的比较当中,最高层次是基本规律。所以我想,对于“三个模式”的研究总结,要立足从基本轨迹、基本经验的总结上升到基本规律的提炼。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回望过去40年甚至包括过去70年的历程,我们不仅仅在实践方面是成功的,在理论层面的研究同样也是成功的。因为没有理论层面的成功运用,很难设想在实践层面、在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能走出这样一条成功的道路。所以对于“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的研究总结,我们不仅仅要从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三个方面去加以提炼,而且要立足于从实践到理论互动上、呼应上去进行总结提炼。
第三,总结回望过去是为了走好当下。当前我们处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上对“三个模式”进行总结,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深刻认识和把握。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的需要有别于以往的物质文化需要,最突出的就是物质文化本身需要升级换代,而且所覆盖的范围是超越物质文化需要的。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关键是要在五位一体的视野条件下,去体味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带给我们的新课题。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问题转化为结构问题,已经由需求侧转化为供给侧。我们面临的经济方面的矛盾和挑战,可以概括为短期与长期、内部与外部、周期性与结构性的矛盾相互交织。换言之,我们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遭遇了来自外部周期性的冲击。但是千万不要忘了矛盾有主次之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在种种矛盾当中总有一种矛盾对于其他矛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在当下,主要矛盾仍然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在供给侧。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总结“三个模式”经验和规律的时候,要把握好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有就是政策的主线。我们知道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一方面要强化逆周期性调节,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当两个方面的政策选择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说总有一种政策线索是主线索。我们真正想实现的目标、真正想坚守的宏观政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在总结“三个模式”时,要凸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条主线。这才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所必须聚焦的主要任务和主要工作。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谈几点认识: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讲的“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从基本理论上我觉得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确实创造了很多经验或者是模式方面的东西。我今天一来就看这些材料,就问到底是“潍坊模式”还是“寿光模式”,还是“诸城模式”,因为这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习近平总书记“三个模式”都强调了。山东提出来的这方面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路线,是基于我们群众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的创造,这种创造解决了当地的问题,推动了发展,我觉得这就是它的群众性、实践性、多样性,这本身就是一个经验,而不是教条主义。
二是,我觉得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认识世界,科学改造世界。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一切生产关系的变革说到底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我觉得山东潍坊和寿光、诸城这一点特别突出,就是为了解决当地的发展问题。牢牢把握从当地实际出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谓改革经验和模式,只有这样才真有生命力。我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最要紧的。发展是硬道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包括新发展理念,就是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客观地认识世界,这一段时期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约束条件究竟有什么特殊性,基于资源特殊性,发展阶段的特殊性,矛盾特殊性,这叫科学、准确、客观地认识世界,然后制定相应的策略方针来解决问题。我觉得潍坊和寿光、诸城,这些地方从他们的实际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识世界,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措施,体现了科学性。
再就是,我觉得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出发点是要创造,落脚点是落在人民的利益上。让我最感动的是,我看到这个材料确确实实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应用在中国实践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种新境界最有力的支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确实能有效地指导和支持中国的发展,解决中国发展的问题。我觉得我看到的“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在理论上非常强的印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既是立场也是方法论。
徐伟新(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首先,对这个课题的成果表示祝贺。这里,我谈两点认识。
第一点,潍坊这“三个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觉醒的宝贵实践成果。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觉醒,孕育了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我想“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就是伟大觉醒所孕育的宝贵实践创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具体到潍坊,在区域实践的基础上,在农业农村所特有矛盾的基础上,它最直接、最现实的回答就是要实现什么样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多少年来,我们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那么,这样一个传统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它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我们怎样去实现这样一个农业农村现代化?潍坊的确是走出了一条道路,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潍坊在全国千分之一点七的土地上,用千分之一的淡水,生产了全国千分之七点二的粮食,千分之十五点七的蔬菜,在整个国家农产品出口当中,潍坊占到了千分之十九,这是非常骄人的成绩。潍坊农业农村现代化及其成果让中国人牢牢地把饭碗捧在了自己的手里,为国家粮食安全以及国家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今天来总结、来推进“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的发展,建设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点,以创新来推动“三个模式”再出发、再发展。
今天我们总结经验,目的是让“三个模式”再出发、再发展。怎么出发,怎么发展?我们的这个课题成果谈到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启示,以及对未来发展的一些思考。包括土地制度的再改革,包括组织方式的再升级等等。我在这里最关心的是,由这个话题所引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质量升级、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在整个社会的供和需两个方面有两个最基本的实际。在供应方就是,我国的经济已经由高速度增长转向了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拐点。高质量的发展应该说成为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所以“三个模式”根本目标是什么?我认为也应该是高质量的发展。那么从需求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我国进入了中高收入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阶段,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了,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更安全、更健康、更绿色的粮食和瓜果蔬菜。非常希望这“三个模式”,能够从高速度的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还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科技创新。回想起来,“三个模式”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科技创新的历程。所以我想“三个模式”再出发、再发展,我们要上台阶,要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根本上也要靠科技靠创新。
艾丰(《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我们研究的不是原来的“三个模式”,而是在原来“三个模式”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模式。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新模式的核心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原来的“三个模式”跟这个不对等,不是同一层面。潍坊新的模式是在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理解和掌握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和内涵,找到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途径,抓住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为在现代化层次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
新的“潍坊模式”,体现和实现了体系发展的思想。一个很重要的模式关键词是体系发展,是体系问题。我认为潍坊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把体系发展的思想贯彻到乡村振兴战略中来。一是乡村振兴绝不是孤立地发展农业,而是全面发展农村产业体系。第二不是孤立地发展经济,而是全面发展五位一体的农村综合体系。第三不是孤立发展乡村,而是建立和发展城乡有机结合的体系。所以,乡村振兴就是要发展产业体系、农村综合体系、城乡结合体系这三个体系。这三个体系如果建不起来,乡村振兴就达不到效果。我认为潍坊的经验就是把这些问题看透了,三个方面不孤立。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是要实现三个体系的整合,它们不是分立的。潍坊原来的“三个模式”都不错,但都是单向模式,不是体系模式。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单向地解决问题。我认为最可贵的是体现发展思维,体现和落实融合发展的思维。
首先是城乡整体大概念。城乡融合,农村的发展绝不能靠乡村的孤立发展,必须是在城乡融合中发展,基本出路是城乡一体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不是消灭农村,是消灭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在互助互补中得到共同发展,特别是农村的优势文化得到发展,是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发展。那么,城乡融合发展具体是什么?那就是城乡经济要素的融合。包田到户以后有几亿农民进了城。农民的要素和城市的其他要素协调了,城市就发展了。相对来说农村为什么没有发展得这么快,因为城市的要素没有向农村去流动,没有往农村去融合。以前这个融合有成果,但是是不平衡的。所以,今天的中国城镇化就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应该形成一个互动,乡村的往城里流,城市的往乡村流。只有从城市往乡村流了,农业现代化才有希望。基础、技术、人才都是如此。这是要素融合的问题。再就是产业的融合。一产二产三产的融合,像是光伏农业、乡村旅游。城乡融合一定要落实到要素融合,要素融合一定要落实到产业融合。我认为现在乡镇这一级别的融合要创造四个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创新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农村最宝贵的资源就是土地,但是土地没用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要把所有制和产权制度分开,土地的所有权要落实。农民的所有权要资产化,性质不发生改变,通过流转实现。这个机会要远远超过包产到户的机会。农村真正的现代化就是经营权的放开。
再就是要创新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方面潍坊已经做得不错。农村为什么城市化程度不够,就是因为农村缺少市场化经营主体。农村合格的经营主体不多,与城市合作就合作不起来。所以,要想融合,第一件事就要把经营主体、经济主体建起来。所有权主体要建起来,经营权主体要建起来。农户也要把它变成主体,这个要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还有城乡合作的经济主体。经济主体建立起来,才有城乡一体化,才有城乡融合发展。
第三,要着重于模式创新。任何产业条件,人文差别,最能够突破这些制约的是创造灵活的经营模式。
第四,要培育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原来的干部、原来的企业家、返乡农民工、城里来的经营者和技术人员等等,都需要加大培训力度。
第五,我认为亮点就是体现和落实了平台发展的思想。潍坊就很善于建设平台。平台是公共活动的公共载体,你的效益怎么样,影响力怎么样,平台起到关键作用。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谁掌握平台谁就掌握了主导权。潍坊在搞公共品牌。我给一个建议。要搞品牌体系化,有城镇品牌,有企业品牌,有产品品牌,有公用品牌,有专业品牌。要把各类品牌形成一个体系,各就各位形成合力。其中特别要注意把平台品牌打出去,类似于寿光蔬菜市场这样的,这是互联网时代品牌经济最大的特点,平台品牌,这是最重要的。
张德修(人民日报社原编委、海外版原总编辑):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这个会,进一步了解家乡改革开放的新经验、新变化、新成就、新面貌。
首先我有个提议或者建议,潍坊、诸城、寿光已经有的经验模式可以更理论化一些。现在我感觉还是搞一些理论化的改革和探索。咱们还可以做得更深一些,理论化更强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三个模式”在乡村振兴前提背景下,怎么注入新的内涵。乡村振兴第一位的还是产业振兴。我们这些经验模式实际就是“围绕一个产业、形成一个大的产业链、带动一方经济”的这么一个特色模式。现在方方面面都比较完备了,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从产业开始,产业振兴是基础、是第一位的。再就是课题里面也谈到了,潍坊是在县级经济框架内运作。因为原先我们讲的主要是农业,在农业领域,就是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辐射融合发展带动。诸城、寿光从开始的肉鸡、蔬菜,到后来的县域工业、县域制造业都非常发达了,就是因为有县域经济的财力支撑,才使诸城、寿光经验模式远远走出了农业这个第一产业,成为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惠新安(潍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对潍坊的发展十分关心,2008年在山东视察时到了诸城、寿光等地；2018年,在全国“两会”期间到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和视察山东时曾两次讲到,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创造了不少农村改革发展经验,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就出自诸城、潍坊,形成了“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这既是对多年来潍坊农业农村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潍坊下步工作的鞭策和激励,我们深受鼓舞,深感责任重大。“三个模式”发端于潍坊人民的创新创造,得益于各级领导和各位专家的大力支持,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成果。从表现形式看,“诸城模式”主要是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社区化；“潍坊模式”是潍坊各地农业农村改革创新经验的集成,突出农业产业化经营,创新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和运行机制；“寿光模式”主要是蔬菜产业的生产、销售、技术、会展和标准输出等创新经验。从解决的问题看,“三个模式”主要解决的是小农经济与产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诸城模式”解决的主要是农业生产、加工、流通脱节的问题；“潍坊模式”解决的主要是农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寿光模式”解决的主要是蔬菜生产产业化的问题。从根本上看,“三个模式”虽有所区别,但其本质是推动农业生产要素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地优化配置；方向是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坚持问题导向、大胆改革创新；归根结底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三个模式”的成功实践,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的理论和制度成果,成为指导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蕴含其中的理念和做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
新时代新征程呼唤新担当新作为。围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赋予“三个模式”新内涵新标准新要求。春节前,我们举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个模式”专题研讨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立胜同志作专题辅导报告,围绕新时代如何创新提升“三个模式”、赋予“三个模式”新内涵进行了交流研讨。1月27日,我们召开全市农村工作会议,对创新提升“三个模式”、推动乡村振兴走在前列,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作出潍坊贡献进行研究部署,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工作思路和重点任务。2月17日,山东省“两会”召开期间,省委书记刘家义到潍坊团参加审议,明确要求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和教诲,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中当好排头兵、在创新提升“三个模式”上实现新作为、在推动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中勇做探路者。我们将坚定扛起创新提升“三个模式”的使命担当,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努力让“三个模式”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创新提升“三个模式”,有着迫切的实践需求,必须用科学理论指导。举办这次“三个模式”与乡村振兴理论研讨会,目的就在于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新的实践需要和潍坊发展实际,通过研讨交流,碰撞出更多创新提升“三个模式”的智慧火花,凝聚更多思想共识,收获更多理论成果。在座的各位,都在“三农”领域有很深的造诣,是受人尊敬的专家和领军人物,我们衷心期待,各位能够对我们创新提升“三个模式”提出真知灼见,为创新提升“三个模式”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帮助我们更好地推进工作。
回去后,我们一定把今天的研讨成果吸收好、应用好、实践好,结合潍坊实际,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着力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农业开放、融合发展、补齐农村短板、深化农村改革等方面探索实践,不断赋予“三个模式”新内涵,努力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潍坊贡献,向习近平总书记,向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顾海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院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起来涉及的面比较大,会涉及一些理论问题、实践问题。我觉得“潍坊模式”有特点,主要是在真的培养人,收获的是人才。乡村企业的实用人才土生土长,土生土长跟职业教育有关系。我们看到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同等经济发展的水平,潍坊是超前的,更不用说潍坊的高中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另外,我觉得“潍坊模式”分三步。一步是十八大以前,之后是十八大以来做的这些,十九大之后走入了新的第三步。怎么走好,我觉得非常关键。乡村振兴战略和之前提到的不一样了,之前农村经济改革,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提出了“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农业是经济问题,农村是社会问题。中央一号文件把乡村党的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近年来历次一号文件都强调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潍坊这一点特别突出,这就说明我们意识到了党在农村的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原来的“潍坊模式”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巨大关注,解决好这些问题要协调发展。这次一号文件大家都学了,文件强调了五位一体,把五位一体牢牢地定在乡村振兴战略上,牢牢地靠在一起。那么十九大之后,乡村振兴和以前最大区别核心问题也是五位一体,所以我认为潍坊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头。乡村振兴绝对不能照搬西方做法,中国要走自己的农村发展道路,希望潍坊创新性地体现新时代的新特点,能创造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乡村振兴模式。
逄锦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我说两个意见,第一个就是充分肯定“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的重要意义。我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我认为,将来判断改革开放是否成功,还得以农业、农村、农民“三农”来检验,决定未来中国能不能兴旺发达,归根结底还要看“三农”。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实际上是在“三农”问题上创造的突出经验,贡献很大。“三农”问题一定要重视,以前我们重视得不够,潍坊、诸城、寿光创造了这么好的经验,的确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要立足新时代,进一步把“三个模式”的经验创造好总结好提升好。要站到新时代发展的前沿,创造出反映新时代伟大实践的新鲜经验,回答新时代发展的关切,丰富中国特色经济理论,为全人类作出贡献。从这个高度上说,“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需要在实践中再创新,在理论上再概括。
具体建议这么几条:第一,要把握农业转方式调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既要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把粮食生产抓紧抓好,又要把农业结构调优调活,多种经营,一二三产业要协调发展。要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拓展农民增收渠道。第二,要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要积极鼓励农民创业,探索农村如何走出共同富裕的道路。怎么鼓励农村农民返乡创业,这上面可以大做文章。第三,要建设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乡村振兴战略意味着我们在发展城镇化的同时把建设重点要放在乡村上,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第四,要研究揭示农村农业改革规律性。实践证明,在我们国家没有党的领导什么事都办不成,党要全面领导,又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把农业结构性改革往深里做往细里做。
最后,我提个制度方面的问题,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集体经济的关系、和共同富裕的关系。农村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怎么实现共同富裕,怎么在农村处理好集体经济和承包责任制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改革面临的一个课题。
叶兴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我认为,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潍坊的“三个模式”更多的还是要聚焦在产业兴旺方面。因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第一位就是产业兴旺。五个振兴,第一位就是产业振兴。“三个模式”要突出产业振兴。任何一个模式,都要跟时代相契合,这个模式才有推广的价值。
现在讲乡村振兴的“三个模式”,我非常看重的第一点就是创新。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科技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这些都是我非常看重的。第二点就是开放。潍坊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基地,现在也成立了东亚畜牧产品交易所,是全国唯一的农业开放发展试验区。在出口上在开放发展上,潍坊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这“三个模式”放在全国都叫得响。第三点就是绿色。整个农业生产基地从投入到生产到加工环节我们都以最高的标准,让我们的农业在食品安全上上一个大的台阶。农业绿色发展上,这样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总结。
还有一个我比较看重的就是要调整种植结构,发展比较优势的产品,包括寿光蔬菜、昌邑苗木等,这些可以以小见大。我们面向未来,应该怎么办?恐怕应该向潍坊学习,发挥比较优势,规避劣势的东西。
易昌良(国家发改委中国现代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宏观经济管理》期刊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首先,坚持问题导向。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三农”出现了许多问题。潍坊市善于发现农村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同时敢于解决问题。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科技为支撑,围绕主导产业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施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积极借鉴经验,他们学习借鉴日本、法国、美国、荷兰等先进农业国家的经验,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概念和政策,同时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提升,农业产业化已经成为我们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内容。潍坊也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潍坊人敢闯敢干,勇立潮头敢为人先,潍坊人民为全国农业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第二,坚持目标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对潍坊的“三个模式”高度评价以后,潍坊市委、市政府在状态有激情快行动抓重点补短板调弱项,不断完善工作思路和工作举措,反复论证全面调研,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改善民生、维护稳定的强大动力。同时也出台了《2018年潍坊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计划》。在制定工作计划过程中着力把握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的原则,集中全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倒推,厘清到时间节点必须完成的任务,又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来顺推,明确破解难题的途径和方法,这种倒推和顺推的结合,表明潍坊在实现既定目标上坚定不移,又重视从实际出发,体现了一种革命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精神的完美结合,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芒,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潍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聚焦产业兴旺,大力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夯实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聚焦核心引领,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大胆创新改革,推动产业升级,带动广大群众致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秉承组织建在产业上、党员就在产业中、农民富在产业里的理念。充分发挥党组织“产业富民、改革兴村、服务便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引领作用,同时聚焦改制抓好农业农村改革,潍坊市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全面盘活农村城市资产,着力推动农村资源入市入县入乡,城市资本下乡激发转型发展的动力,实现了产业的发展,农村的治理。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集体资产,同时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激发农村的发展动力。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广大村民的权利,同时抓好生活富裕,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把提高村民收入作为首要任务,以总量带增量,以集体带个体,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积极实施精准帮扶,实现广大村民增收致富。聚焦美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走好绿色生态发展之路,让潍坊、寿光、诸城生态底色更亮丽,生机更蓬勃,环境更宜居。聚焦育治,抓好人才振兴。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潍坊市近年来培育了一大批守规矩、敢担当、作奉献、勤思考、求发展的优秀人才,也吸引了一大批外出人才返乡创业。我们中国现代经济研究院,承担了中国高质量发展指数报告。报告已经完成了。全国“两会”以后,我们要专门就如何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赴潍坊进行调研,要把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列举到我们的材料中来。
第三,坚持发展导向。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潍坊牢牢把握“三个模式”的核心要领与精髓,坚持发展导向,以创新的理念、改革的思路和方法,创出乡村振兴的新途径、新模式,准确把握全面振兴这个根本要求,准确把握融合发展这个大趋势,值得我们学习。希望“潍坊模式”在改革路上勇往直前,再创辉煌。
徐俊忠(《现代哲学》主编、广州大学原副校长、国务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个模式现在提供出来的文字,我最感兴趣的是把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的前4个字做实了,充分地论证了或者是解释了。产业兴旺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通过你们的实践做实了。
第二点最感兴趣的是这个材料里面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整县推进。这是涉及到中国乡村振兴的空间布局的考量问题。
乡村振兴着眼一个乡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比如农村教育、生活方式等问题,这绝对不是哪一个村庄能解决的问题。所以现在总结的这个模式关于整县推进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亮点。
另外一个我感觉到这个模式对全国要有复制作用。如果联系“潍坊模式”提出关键性的问题加以阐释,我觉得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希望你们认真践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那就是不管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
肖振生(中央电视台经济新闻部主任、经济学博士):
提出几点建议:一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可缺失。经济增长需要规模,规模则需要市场。市场不完全是由企业自发形成的,更多的时候是借助于权力的力量开拓、建立出来的。政府与市场的争论是永恒的,不可能有统一的结论。但有一点,政府掌握的资源权力务必要知道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比如,政府应该做好市场的规则、法治、公平、竞争、透明。因此,无论什么文明和历史传统的特色,政府在介入市场问题上要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敬畏。
二要十分明确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市场有无数的不可知和不可测,政府能做的是园丁、是裁判、是法官,政府在无数的不可知的选择中,永远不可能比企业做得更出色。政府也无法、也不可能承担试错的责任。
三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企业家应该具有市场机会的判断力、生产营销的组织力、资源能源社会关系的动员力、失败亏损的承担力等等,以及与此相配套的坚毅、果敢、忍韧、坚持等特质。企业家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稀有财富。企业家众多的国家和民族经济增长一定好；反之,一个缺少企业家的国家一定经济发展不上来。
四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是人道,是人性。追求幸福、财富、自由、尊严是人性的本质。市场经济被认可,本质上是因为它符合人性。而这些东西不是谁赐予的,是人类固有的。经济的政策设计,不能悖离这个基本的原则。
刘岳(山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课题组成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是结合潍坊区域发展实践,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的工作指导,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化。根据我们对“三个模式”的研究,我们充分认识到:乡村振兴战略,是一套完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完整地认识和理解新时期城乡发展全局的思想体系和方法政策,而不是若干任务目标的简单累加；乡村振兴战略,是全新的理论导向、政策导向,而不是新农村建设升级版。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政策体系是事关全局的战略部署。乡村振兴不是就农村看农村,更不是城市吃掉农村；乡村振兴战略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是仅仅着眼于产业发展的农业现代化。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是农村地区的全域振兴,而不是简单化的村庄振兴。所以不能够把乡村振兴战略简单化地理解成村庄振兴。
基于这样一些认识,我们认为,“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是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发端于农业产业化,出发点在于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完善,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按照中央总体战略部署,针对农村农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其内涵特点和任务定位已经远远超过了2000年左右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经验总结,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体现出更加具有总体性和整体性的鲜明特点。
我们认为有这么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实现了内生系列化。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是模式。既然是模式就可以与其他的发展模式或者区域模式进行比较,与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珠江模式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进行比较。一方面,长三角地区的现代化过程强烈依赖于上海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产业外移；珠三角地区的初始阶段依赖于三来一补的产业形势,依托于与香港结成的前店后厂的模式,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积累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掌握了国际市场网络,为此后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动力。而相比之下,潍坊没有独特资源禀赋,没有特殊区位优势,没有特殊政策支持,也缺乏上海、香港这样的城市拉动,依靠自身力量,依靠改革精神,依靠群众首创,依靠内生发展,不断实现产业的迭代进化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式。另一方面,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珠江模式,都是通过工业化实现了现代化的起飞,而潍坊基本上是依靠农业,具有内生性发展的鲜明特点。二是实现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结合。这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确要求。“潍坊模式”则无论从实践中还是理论上都很好证明了典型的小农户,比如寿光的蔬菜种植户,完全可以实现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家家包地、户户种植的小农户经营方式通过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以发达健全的农业、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平台可以实现组织化、农村市场化,可以与广阔的国际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农资供应体系、农业科技体系、农业信息体系很好对接。“潍坊模式”证明潍坊正是走好了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路子,比如寿光在小农户经营方式的基础上成为全国蔬菜产品集散中心,蔬菜信息交流中心和蔬菜价格形成中心。“潍坊模式”的成功实践,破除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迷信,同时有效地克服了“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的现象,实现了农民的共同富裕。三是充分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一般认为,要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必须不断降低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以提高农业生产者在社会财富分配当中的人均份额,这是一个我们认识的通常规律。“潍坊模式”的重要点在于,发达的第一产业在达成内部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涉农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三次产业融合,实现产业链相加、价值链相乘、供应链相托,通过产业链调整和吸纳大量分散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在社会总财富水平增加的基础上,使农民可以分享整个涉农产业链条的利润,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保证合理城镇化水平前提下,农村没有垮掉,三次产业形成完整闭环,保证了农村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四是潍坊建成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格局,依托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潍坊各县市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县域经济形成巨大产能基本解决县域内就业问题,形成亮点不断的城镇、城镇群,这是潍坊有能力成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和示范区的重要物质基础。五是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同步推进。依托于发达县域经济,潍坊超过80%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实现在本市内就业,也就是说潍坊80%的转移劳动力在县内市内就能实现就业。留守老人妇女儿童这个现象在潍坊不严重,保障了农民家庭稳定和谐,保障了农民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意味着农民即便离开了村庄进城生活,也始终生活在原有的亲属圈和文化圈当中,没有离开原来的亲属圈和文化圈,舆论氛围、人力结构、社会结构没有芥蒂。乡土文化的根没有断,社会稳定有了可靠的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在潍坊基本成形。这是我们认为的“三个模式”基本特点。
同时,我们也总结了潍坊“三个模式”的经验启示。
第一,正确处理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纵观“潍坊模式”发展完善过程,在各个时期都同时比较好地发挥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领导调控和资源配置作用。潍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始终是与基层党委政府的积极作为紧密联系的,政府既没有进入微观农业经营领域,以政府的积极性替代农民的积极性、以政府决策替代农民选择,也没有简单地扮演所谓的守夜人的角色在产业发展方面无所作为,而是科学治理并积极推进地方性的产业政策,切实发挥产业政策在农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等方面的巨大作用。比如说,发挥财政资金的种子和杠杆功能,在产业培育方向引导方面起到巨大作用；花大力气进行基础设施投入、产业平台打造,比如说寿光的菜博会、青州的花博会、昌邑的绿博会都对这些产业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力量的深入介入和积极参与同时把政府信誉注入潍坊农业产业化过程当中,成为潍坊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靠市场实现发展,又很好地发挥政府功能,体现产业政策作用。这样就有效地克服了在很多地方出现的农业发展中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问题。
第二,潍坊始终坚持整县推进。潍坊市深刻认识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链条延伸和产业规模关键在县,长期以来在财力分配和管理体制土地指标等发展的关键环节领域上都没有向中心城区过度偏袒,而是着力县域经济,保障县一级的发展,给县一级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正因为这样才能够实现整县推进,才能够实现以县为主,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基石。
第三,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形成良性的城乡关系。我们看到,在国内大多数地方,城市规模的扩张必然带来农村的缩小甚至衰败,工业发达地区农业的重要性必然下降。而潍坊农业增加值在区域生产总值当中的比重不过10%左右,看起来不高,但是如果我们加上农产品加工业再加上为农的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总值,那么在区域性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就相当高了。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在总人口当中的比重不高,但是加上在农产品加工业和为农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就业人口,在总人口当中的比重也达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样潍坊就实现了大城市大农村并存,既有大城市又有大农村,大的工业大的农业并存。而潍坊的农业仍然是主导产业,形成巨大产能吸纳大量就业人口。只有在大城市大农村并存,大农业大工业并存的前提下,才可能具备城镇化与城市化并举的现实条件,并可以以此为条件率先实现实际意义上的城乡融合。这才是城乡融合,城市吃了农村不叫城乡融合,所以我们科研组的理解认为真正的城乡融合是像潍坊这样一种发展模式,这样一种城市和农村均衡的发展模式,这样一种良性意义上的城乡融合。
第四,“潍坊模式”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有机组成。对于“潍坊模式”的高度肯定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国情、农情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是鲜明体现中国道路的组成部分,也是增强“四个自信”的重要内容。“潍坊模式”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是一个地方依靠党的领导和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强力推动,主要发挥内生力量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迅速成为较发达经济体的过程,是一个由落后经济向发达经济转化的典型的发展经济学过程,具有重要的发展经济学意义,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实践意义和灵感来源,它构成了中国大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它具有显著的国际意义,也对国内其他的落后地区、后发展地区有启示作用,能够发挥榜样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我们愿意从这“三个模式”当中,从潍坊的发展实践当中,总结提炼更多的理论观点,使得潍坊成为下一步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宝贵的资源宝库。
宋洪远(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想跳出模式看模式谈几点思考和观察,总结起来就是“三个结合”与“两个如何”。
一是体现了基层探索和顶层设计的良性互动。具体体现在上世纪90年代,先是潍坊诸城搞贸工农一体化,寿光搞一村一品,安丘搞品牌化,高密搞经营区域化,其实都是产业化,这是基层探索的。1993年1994年,潍坊市委、山东省委发文推广产业化；1995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个探索和设计的关系。二是改革创新与开放借鉴相互促进。上世纪90年代学习美国、法国农业一体化经验,潍坊诸城提出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的理念和思想,这是学习借鉴别人的,也是开放和引进后形成我们自己的理念和做法。后来又学习日本和韩国发展农业新六产的做法,这非常契合国家提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理念。非常清楚地看出来,这是改革创新和开放发展的借鉴。这是给我们的启示。三是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形成合力。市场主体解放思想,打破限制,大胆探索,努力实践,最后形成模式；政府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总结农民的探索和实践,推广经验和模式,形成政策和制度。通过这样的过程,形成政府和市场的合力。这是“三个结合”。
“两个如何”呢?通过研讨会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农篇章”怎么去构建、怎么去建立?还是要遵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践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的来源。总结实践经验、实践模式来提升理论,实际上是实践突破了,我们的认识才突破。小农户无法或难以与大市场形成对接,他们实现了成功对接与有效衔接,应该是一个突破；第二个是突破了西方经济学关于优质拐点,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这些路径、探索为我们的话题提供了源泉。第二个是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政府做的事情,规划、政策、法制来发挥市场主体、市场机制的作用,让政府和市场形成发展合力,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动能。我认为这就是将来我们农业现代化的三大支柱:市场化、国际化和政府的作用。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经济研究所所长):
谈几点认识:第一,对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潍坊模式”的研究,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基本轨迹,即这些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对潍坊而言是怎样走过来的。二是基本经验,即这些年实践当中可以上升到经验层面加以总结推广的东西。三是基本规律,即从这些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当中不仅限于经验而且可以提升到规律方面加以认识的东西。在这三个层面的比较当中,最高层次是基本规律。所以我想,对于“三个模式”的研究总结,要立足从基本轨迹、基本经验的总结上升到基本规律的提炼。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回望过去40年甚至包括过去70年的历程,我们不仅仅在实践方面是成功的,在理论层面的研究同样也是成功的。因为没有理论层面的成功运用,很难设想在实践层面、在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能走出这样一条成功的道路。所以对于“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的研究总结,我们不仅仅要从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三个方面去加以提炼,而且要立足于从实践到理论互动上、呼应上去进行总结提炼。
第三,总结回望过去是为了走好当下。当前我们处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上对“三个模式”进行总结,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深刻认识和把握。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的需要有别于以往的物质文化需要,最突出的就是物质文化本身需要升级换代,而且所覆盖的范围是超越物质文化需要的。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关键是要在五位一体的视野条件下,去体味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带给我们的新课题。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问题转化为结构问题,已经由需求侧转化为供给侧。我们面临的经济方面的矛盾和挑战,可以概括为短期与长期、内部与外部、周期性与结构性的矛盾相互交织。换言之,我们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遭遇了来自外部周期性的冲击。但是千万不要忘了矛盾有主次之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在种种矛盾当中总有一种矛盾对于其他矛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在当下,主要矛盾仍然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在供给侧。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总结“三个模式”经验和规律的时候,要把握好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有就是政策的主线。我们知道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一方面要强化逆周期性调节,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当两个方面的政策选择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说总有一种政策线索是主线索。我们真正想实现的目标、真正想坚守的宏观政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在总结“三个模式”时,要凸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条主线。这才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所必须聚焦的主要任务和主要工作。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谈几点认识: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讲的“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从基本理论上我觉得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确实创造了很多经验或者是模式方面的东西。我今天一来就看这些材料,就问到底是“潍坊模式”还是“寿光模式”,还是“诸城模式”,因为这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习近平总书记“三个模式”都强调了。山东提出来的这方面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路线,是基于我们群众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的创造,这种创造解决了当地的问题,推动了发展,我觉得这就是它的群众性、实践性、多样性,这本身就是一个经验,而不是教条主义。
二是,我觉得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认识世界,科学改造世界。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一切生产关系的变革说到底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我觉得山东潍坊和寿光、诸城这一点特别突出,就是为了解决当地的发展问题。牢牢把握从当地实际出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谓改革经验和模式,只有这样才真有生命力。我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最要紧的。发展是硬道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包括新发展理念,就是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客观地认识世界,这一段时期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约束条件究竟有什么特殊性,基于资源特殊性,发展阶段的特殊性,矛盾特殊性,这叫科学、准确、客观地认识世界,然后制定相应的策略方针来解决问题。我觉得潍坊和寿光、诸城,这些地方从他们的实际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识世界,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措施,体现了科学性。
再就是,我觉得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出发点是要创造,落脚点是落在人民的利益上。让我最感动的是,我看到这个材料确确实实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应用在中国实践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种新境界最有力的支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确实能有效地指导和支持中国的发展,解决中国发展的问题。我觉得我看到的“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在理论上非常强的印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既是立场也是方法论。
徐伟新(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首先,对这个课题的成果表示祝贺。这里,我谈两点认识。
第一点,潍坊这“三个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觉醒的宝贵实践成果。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觉醒,孕育了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我想“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就是伟大觉醒所孕育的宝贵实践创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具体到潍坊,在区域实践的基础上,在农业农村所特有矛盾的基础上,它最直接、最现实的回答就是要实现什么样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多少年来,我们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那么,这样一个传统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它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我们怎样去实现这样一个农业农村现代化?潍坊的确是走出了一条道路,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潍坊在全国千分之一点七的土地上,用千分之一的淡水,生产了全国千分之七点二的粮食,千分之十五点七的蔬菜,在整个国家农产品出口当中,潍坊占到了千分之十九,这是非常骄人的成绩。潍坊农业农村现代化及其成果让中国人牢牢地把饭碗捧在了自己的手里,为国家粮食安全以及国家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今天来总结、来推进“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的发展,建设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点,以创新来推动“三个模式”再出发、再发展。
今天我们总结经验,目的是让“三个模式”再出发、再发展。怎么出发,怎么发展?我们的这个课题成果谈到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启示,以及对未来发展的一些思考。包括土地制度的再改革,包括组织方式的再升级等等。我在这里最关心的是,由这个话题所引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质量升级、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在整个社会的供和需两个方面有两个最基本的实际。在供应方就是,我国的经济已经由高速度增长转向了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拐点。高质量的发展应该说成为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所以“三个模式”根本目标是什么?我认为也应该是高质量的发展。那么从需求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即我国进入了中高收入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阶段,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了,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更安全、更健康、更绿色的粮食和瓜果蔬菜。非常希望这“三个模式”,能够从高速度的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我还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科技创新。回想起来,“三个模式”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科技创新的历程。所以我想“三个模式”再出发、再发展,我们要上台阶,要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根本上也要靠科技靠创新。
艾丰(《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我们研究的不是原来的“三个模式”,而是在原来“三个模式”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模式。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新模式的核心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原来的“三个模式”跟这个不对等,不是同一层面。潍坊新的模式是在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理解和掌握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和内涵,找到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途径,抓住了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所在,为在现代化层次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
新的“潍坊模式”,体现和实现了体系发展的思想。一个很重要的模式关键词是体系发展,是体系问题。我认为潍坊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把体系发展的思想贯彻到乡村振兴战略中来。一是乡村振兴绝不是孤立地发展农业,而是全面发展农村产业体系。第二不是孤立地发展经济,而是全面发展五位一体的农村综合体系。第三不是孤立发展乡村,而是建立和发展城乡有机结合的体系。所以,乡村振兴就是要发展产业体系、农村综合体系、城乡结合体系这三个体系。这三个体系如果建不起来,乡村振兴就达不到效果。我认为潍坊的经验就是把这些问题看透了,三个方面不孤立。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是要实现三个体系的整合,它们不是分立的。潍坊原来的“三个模式”都不错,但都是单向模式,不是体系模式。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单向地解决问题。我认为最可贵的是体现发展思维,体现和落实融合发展的思维。
首先是城乡整体大概念。城乡融合,农村的发展绝不能靠乡村的孤立发展,必须是在城乡融合中发展,基本出路是城乡一体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不是消灭农村,是消灭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在互助互补中得到共同发展,特别是农村的优势文化得到发展,是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发展。那么,城乡融合发展具体是什么?那就是城乡经济要素的融合。包田到户以后有几亿农民进了城。农民的要素和城市的其他要素协调了,城市就发展了。相对来说农村为什么没有发展得这么快,因为城市的要素没有向农村去流动,没有往农村去融合。以前这个融合有成果,但是是不平衡的。所以,今天的中国城镇化就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应该形成一个互动,乡村的往城里流,城市的往乡村流。只有从城市往乡村流了,农业现代化才有希望。基础、技术、人才都是如此。这是要素融合的问题。再就是产业的融合。一产二产三产的融合,像是光伏农业、乡村旅游。城乡融合一定要落实到要素融合,要素融合一定要落实到产业融合。我认为现在乡镇这一级别的融合要创造四个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创新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农村最宝贵的资源就是土地,但是土地没用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要把所有制和产权制度分开,土地的所有权要落实。农民的所有权要资产化,性质不发生改变,通过流转实现。这个机会要远远超过包产到户的机会。农村真正的现代化就是经营权的放开。
再就是要创新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方面潍坊已经做得不错。农村为什么城市化程度不够,就是因为农村缺少市场化经营主体。农村合格的经营主体不多,与城市合作就合作不起来。所以,要想融合,第一件事就要把经营主体、经济主体建起来。所有权主体要建起来,经营权主体要建起来。农户也要把它变成主体,这个要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还有城乡合作的经济主体。经济主体建立起来,才有城乡一体化,才有城乡融合发展。
第三,要着重于模式创新。任何产业条件,人文差别,最能够突破这些制约的是创造灵活的经营模式。
第四,要培育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原来的干部、原来的企业家、返乡农民工、城里来的经营者和技术人员等等,都需要加大培训力度。
第五,我认为亮点就是体现和落实了平台发展的思想。潍坊就很善于建设平台。平台是公共活动的公共载体,你的效益怎么样,影响力怎么样,平台起到关键作用。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谁掌握平台谁就掌握了主导权。潍坊在搞公共品牌。我给一个建议。要搞品牌体系化,有城镇品牌,有企业品牌,有产品品牌,有公用品牌,有专业品牌。要把各类品牌形成一个体系,各就各位形成合力。其中特别要注意把平台品牌打出去,类似于寿光蔬菜市场这样的,这是互联网时代品牌经济最大的特点,平台品牌,这是最重要的。
张德修(人民日报社原编委、海外版原总编辑):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这个会,进一步了解家乡改革开放的新经验、新变化、新成就、新面貌。
首先我有个提议或者建议,潍坊、诸城、寿光已经有的经验模式可以更理论化一些。现在我感觉还是搞一些理论化的改革和探索。咱们还可以做得更深一些,理论化更强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三个模式”在乡村振兴前提背景下,怎么注入新的内涵。乡村振兴第一位的还是产业振兴。我们这些经验模式实际就是“围绕一个产业、形成一个大的产业链、带动一方经济”的这么一个特色模式。现在方方面面都比较完备了,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从产业开始,产业振兴是基础、是第一位的。再就是课题里面也谈到了,潍坊是在县级经济框架内运作。因为原先我们讲的主要是农业,在农业领域,就是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辐射融合发展带动。诸城、寿光从开始的肉鸡、蔬菜,到后来的县域工业、县域制造业都非常发达了,就是因为有县域经济的财力支撑,才使诸城、寿光经验模式远远走出了农业这个第一产业,成为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惠新安(潍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对潍坊的发展十分关心,2008年在山东视察时到了诸城、寿光等地；2018年,在全国“两会”期间到山东代表团参加审议和视察山东时曾两次讲到,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创造了不少农村改革发展经验,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就出自诸城、潍坊,形成了“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这既是对多年来潍坊农业农村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潍坊下步工作的鞭策和激励,我们深受鼓舞,深感责任重大。“三个模式”发端于潍坊人民的创新创造,得益于各级领导和各位专家的大力支持,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成果。从表现形式看,“诸城模式”主要是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社区化；“潍坊模式”是潍坊各地农业农村改革创新经验的集成,突出农业产业化经营,创新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和运行机制；“寿光模式”主要是蔬菜产业的生产、销售、技术、会展和标准输出等创新经验。从解决的问题看,“三个模式”主要解决的是小农经济与产业化发展之间的矛盾。“诸城模式”解决的主要是农业生产、加工、流通脱节的问题；“潍坊模式”解决的主要是农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寿光模式”解决的主要是蔬菜生产产业化的问题。从根本上看,“三个模式”虽有所区别,但其本质是推动农业生产要素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地优化配置；方向是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坚持问题导向、大胆改革创新；归根结底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三个模式”的成功实践,特别是农业产业化的理论和制度成果,成为指导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蕴含其中的理念和做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
新时代新征程呼唤新担当新作为。围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赋予“三个模式”新内涵新标准新要求。春节前,我们举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个模式”专题研讨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立胜同志作专题辅导报告,围绕新时代如何创新提升“三个模式”、赋予“三个模式”新内涵进行了交流研讨。1月27日,我们召开全市农村工作会议,对创新提升“三个模式”、推动乡村振兴走在前列,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作出潍坊贡献进行研究部署,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工作思路和重点任务。2月17日,山东省“两会”召开期间,省委书记刘家义到潍坊团参加审议,明确要求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和教诲,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中当好排头兵、在创新提升“三个模式”上实现新作为、在推动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中勇做探路者。我们将坚定扛起创新提升“三个模式”的使命担当,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努力让“三个模式”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创新提升“三个模式”,有着迫切的实践需求,必须用科学理论指导。举办这次“三个模式”与乡村振兴理论研讨会,目的就在于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新的实践需要和潍坊发展实际,通过研讨交流,碰撞出更多创新提升“三个模式”的智慧火花,凝聚更多思想共识,收获更多理论成果。在座的各位,都在“三农”领域有很深的造诣,是受人尊敬的专家和领军人物,我们衷心期待,各位能够对我们创新提升“三个模式”提出真知灼见,为创新提升“三个模式”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帮助我们更好地推进工作。
回去后,我们一定把今天的研讨成果吸收好、应用好、实践好,结合潍坊实际,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着力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农业开放、融合发展、补齐农村短板、深化农村改革等方面探索实践,不断赋予“三个模式”新内涵,努力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潍坊贡献,向习近平总书记,向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顾海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院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起来涉及的面比较大,会涉及一些理论问题、实践问题。我觉得“潍坊模式”有特点,主要是在真的培养人,收获的是人才。乡村企业的实用人才土生土长,土生土长跟职业教育有关系。我们看到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同等经济发展的水平,潍坊是超前的,更不用说潍坊的高中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另外,我觉得“潍坊模式”分三步。一步是十八大以前,之后是十八大以来做的这些,十九大之后走入了新的第三步。怎么走好,我觉得非常关键。乡村振兴战略和之前提到的不一样了,之前农村经济改革,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提出了“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农业是经济问题,农村是社会问题。中央一号文件把乡村党的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近年来历次一号文件都强调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潍坊这一点特别突出,这就说明我们意识到了党在农村的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原来的“潍坊模式”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巨大关注,解决好这些问题要协调发展。这次一号文件大家都学了,文件强调了五位一体,把五位一体牢牢地定在乡村振兴战略上,牢牢地靠在一起。那么十九大之后,乡村振兴和以前最大区别核心问题也是五位一体,所以我认为潍坊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头。乡村振兴绝对不能照搬西方做法,中国要走自己的农村发展道路,希望潍坊创新性地体现新时代的新特点,能创造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乡村振兴模式。
逄锦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我说两个意见,第一个就是充分肯定“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的重要意义。我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我认为,将来判断改革开放是否成功,还得以农业、农村、农民“三农”来检验,决定未来中国能不能兴旺发达,归根结底还要看“三农”。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实际上是在“三农”问题上创造的突出经验,贡献很大。“三农”问题一定要重视,以前我们重视得不够,潍坊、诸城、寿光创造了这么好的经验,的确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要立足新时代,进一步把“三个模式”的经验创造好总结好提升好。要站到新时代发展的前沿,创造出反映新时代伟大实践的新鲜经验,回答新时代发展的关切,丰富中国特色经济理论,为全人类作出贡献。从这个高度上说,“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需要在实践中再创新,在理论上再概括。
具体建议这么几条:第一,要把握农业转方式调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既要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把粮食生产抓紧抓好,又要把农业结构调优调活,多种经营,一二三产业要协调发展。要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拓展农民增收渠道。第二,要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要积极鼓励农民创业,探索农村如何走出共同富裕的道路。怎么鼓励农村农民返乡创业,这上面可以大做文章。第三,要建设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乡村振兴战略意味着我们在发展城镇化的同时把建设重点要放在乡村上,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发展。第四,要研究揭示农村农业改革规律性。实践证明,在我们国家没有党的领导什么事都办不成,党要全面领导,又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把农业结构性改革往深里做往细里做。
最后,我提个制度方面的问题,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集体经济的关系、和共同富裕的关系。农村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怎么实现共同富裕,怎么在农村处理好集体经济和承包责任制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改革面临的一个课题。
叶兴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我认为,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潍坊的“三个模式”更多的还是要聚焦在产业兴旺方面。因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第一位就是产业兴旺。五个振兴,第一位就是产业振兴。“三个模式”要突出产业振兴。任何一个模式,都要跟时代相契合,这个模式才有推广的价值。
现在讲乡村振兴的“三个模式”,我非常看重的第一点就是创新。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科技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这些都是我非常看重的。第二点就是开放。潍坊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基地,现在也成立了东亚畜牧产品交易所,是全国唯一的农业开放发展试验区。在出口上在开放发展上,潍坊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这“三个模式”放在全国都叫得响。第三点就是绿色。整个农业生产基地从投入到生产到加工环节我们都以最高的标准,让我们的农业在食品安全上上一个大的台阶。农业绿色发展上,这样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总结。
还有一个我比较看重的就是要调整种植结构,发展比较优势的产品,包括寿光蔬菜、昌邑苗木等,这些可以以小见大。我们面向未来,应该怎么办?恐怕应该向潍坊学习,发挥比较优势,规避劣势的东西。
易昌良(国家发改委中国现代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宏观经济管理》期刊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首先,坚持问题导向。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三农”出现了许多问题。潍坊市善于发现农村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同时敢于解决问题。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科技为支撑,围绕主导产业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施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积极借鉴经验,他们学习借鉴日本、法国、美国、荷兰等先进农业国家的经验,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概念和政策,同时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提升,农业产业化已经成为我们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内容。潍坊也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潍坊人敢闯敢干,勇立潮头敢为人先,潍坊人民为全国农业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第二,坚持目标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对潍坊的“三个模式”高度评价以后,潍坊市委、市政府在状态有激情快行动抓重点补短板调弱项,不断完善工作思路和工作举措,反复论证全面调研,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改善民生、维护稳定的强大动力。同时也出台了《2018年潍坊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计划》。在制定工作计划过程中着力把握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的原则,集中全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倒推,厘清到时间节点必须完成的任务,又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来顺推,明确破解难题的途径和方法,这种倒推和顺推的结合,表明潍坊在实现既定目标上坚定不移,又重视从实际出发,体现了一种革命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精神的完美结合,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芒,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潍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聚焦产业兴旺,大力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夯实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聚焦核心引领,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大胆创新改革,推动产业升级,带动广大群众致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秉承组织建在产业上、党员就在产业中、农民富在产业里的理念。充分发挥党组织“产业富民、改革兴村、服务便民、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引领作用,同时聚焦改制抓好农业农村改革,潍坊市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全面盘活农村城市资产,着力推动农村资源入市入县入乡,城市资本下乡激发转型发展的动力,实现了产业的发展,农村的治理。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集体资产,同时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激发农村的发展动力。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广大村民的权利,同时抓好生活富裕,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把提高村民收入作为首要任务,以总量带增量,以集体带个体,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积极实施精准帮扶,实现广大村民增收致富。聚焦美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走好绿色生态发展之路,让潍坊、寿光、诸城生态底色更亮丽,生机更蓬勃,环境更宜居。聚焦育治,抓好人才振兴。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潍坊市近年来培育了一大批守规矩、敢担当、作奉献、勤思考、求发展的优秀人才,也吸引了一大批外出人才返乡创业。我们中国现代经济研究院,承担了中国高质量发展指数报告。报告已经完成了。全国“两会”以后,我们要专门就如何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赴潍坊进行调研,要把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列举到我们的材料中来。
第三,坚持发展导向。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潍坊牢牢把握“三个模式”的核心要领与精髓,坚持发展导向,以创新的理念、改革的思路和方法,创出乡村振兴的新途径、新模式,准确把握全面振兴这个根本要求,准确把握融合发展这个大趋势,值得我们学习。希望“潍坊模式”在改革路上勇往直前,再创辉煌。
徐俊忠(《现代哲学》主编、广州大学原副校长、国务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个模式现在提供出来的文字,我最感兴趣的是把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的前4个字做实了,充分地论证了或者是解释了。产业兴旺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性通过你们的实践做实了。
第二点最感兴趣的是这个材料里面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整县推进。这是涉及到中国乡村振兴的空间布局的考量问题。
乡村振兴着眼一个乡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比如农村教育、生活方式等问题,这绝对不是哪一个村庄能解决的问题。所以现在总结的这个模式关于整县推进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亮点。
另外一个我感觉到这个模式对全国要有复制作用。如果联系“潍坊模式”提出关键性的问题加以阐释,我觉得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希望你们认真践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那就是不管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
肖振生(中央电视台经济新闻部主任、经济学博士):
提出几点建议:一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可缺失。经济增长需要规模,规模则需要市场。市场不完全是由企业自发形成的,更多的时候是借助于权力的力量开拓、建立出来的。政府与市场的争论是永恒的,不可能有统一的结论。但有一点,政府掌握的资源权力务必要知道什么是不能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比如,政府应该做好市场的规则、法治、公平、竞争、透明。因此,无论什么文明和历史传统的特色,政府在介入市场问题上要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敬畏。
二要十分明确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市场有无数的不可知和不可测,政府能做的是园丁、是裁判、是法官,政府在无数的不可知的选择中,永远不可能比企业做得更出色。政府也无法、也不可能承担试错的责任。
三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企业家应该具有市场机会的判断力、生产营销的组织力、资源能源社会关系的动员力、失败亏损的承担力等等,以及与此相配套的坚毅、果敢、忍韧、坚持等特质。企业家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稀有财富。企业家众多的国家和民族经济增长一定好；反之,一个缺少企业家的国家一定经济发展不上来。
四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是人道,是人性。追求幸福、财富、自由、尊严是人性的本质。市场经济被认可,本质上是因为它符合人性。而这些东西不是谁赐予的,是人类固有的。经济的政策设计,不能悖离这个基本的原则。
刘岳(山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课题组成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是结合潍坊区域发展实践,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的工作指导,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化。根据我们对“三个模式”的研究,我们充分认识到:乡村振兴战略,是一套完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完整地认识和理解新时期城乡发展全局的思想体系和方法政策,而不是若干任务目标的简单累加；乡村振兴战略,是全新的理论导向、政策导向,而不是新农村建设升级版。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政策体系是事关全局的战略部署。乡村振兴不是就农村看农村,更不是城市吃掉农村；乡村振兴战略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是仅仅着眼于产业发展的农业现代化。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是农村地区的全域振兴,而不是简单化的村庄振兴。所以不能够把乡村振兴战略简单化地理解成村庄振兴。
基于这样一些认识,我们认为,“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是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发端于农业产业化,出发点在于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完善,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按照中央总体战略部署,针对农村农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其内涵特点和任务定位已经远远超过了2000年左右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经验总结,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体现出更加具有总体性和整体性的鲜明特点。
我们认为有这么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实现了内生系列化。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是模式。既然是模式就可以与其他的发展模式或者区域模式进行比较,与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珠江模式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进行比较。一方面,长三角地区的现代化过程强烈依赖于上海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产业外移；珠三角地区的初始阶段依赖于三来一补的产业形势,依托于与香港结成的前店后厂的模式,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积累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掌握了国际市场网络,为此后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动力。而相比之下,潍坊没有独特资源禀赋,没有特殊区位优势,没有特殊政策支持,也缺乏上海、香港这样的城市拉动,依靠自身力量,依靠改革精神,依靠群众首创,依靠内生发展,不断实现产业的迭代进化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式。另一方面,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珠江模式,都是通过工业化实现了现代化的起飞,而潍坊基本上是依靠农业,具有内生性发展的鲜明特点。二是实现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结合。这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确要求。“潍坊模式”则无论从实践中还是理论上都很好证明了典型的小农户,比如寿光的蔬菜种植户,完全可以实现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家家包地、户户种植的小农户经营方式通过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以发达健全的农业、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平台可以实现组织化、农村市场化,可以与广阔的国际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农资供应体系、农业科技体系、农业信息体系很好对接。“潍坊模式”证明潍坊正是走好了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路子,比如寿光在小农户经营方式的基础上成为全国蔬菜产品集散中心,蔬菜信息交流中心和蔬菜价格形成中心。“潍坊模式”的成功实践,破除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迷信,同时有效地克服了“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的现象,实现了农民的共同富裕。三是充分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一般认为,要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必须不断降低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以提高农业生产者在社会财富分配当中的人均份额,这是一个我们认识的通常规律。“潍坊模式”的重要点在于,发达的第一产业在达成内部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涉农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三次产业融合,实现产业链相加、价值链相乘、供应链相托,通过产业链调整和吸纳大量分散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在社会总财富水平增加的基础上,使农民可以分享整个涉农产业链条的利润,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保证合理城镇化水平前提下,农村没有垮掉,三次产业形成完整闭环,保证了农村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四是潍坊建成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格局,依托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潍坊各县市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县域经济形成巨大产能基本解决县域内就业问题,形成亮点不断的城镇、城镇群,这是潍坊有能力成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和示范区的重要物质基础。五是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同步推进。依托于发达县域经济,潍坊超过80%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实现在本市内就业,也就是说潍坊80%的转移劳动力在县内市内就能实现就业。留守老人妇女儿童这个现象在潍坊不严重,保障了农民家庭稳定和谐,保障了农民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意味着农民即便离开了村庄进城生活,也始终生活在原有的亲属圈和文化圈当中,没有离开原来的亲属圈和文化圈,舆论氛围、人力结构、社会结构没有芥蒂。乡土文化的根没有断,社会稳定有了可靠的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在潍坊基本成形。这是我们认为的“三个模式”基本特点。
同时,我们也总结了潍坊“三个模式”的经验启示。
第一,正确处理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纵观“潍坊模式”发展完善过程,在各个时期都同时比较好地发挥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领导调控和资源配置作用。潍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始终是与基层党委政府的积极作为紧密联系的,政府既没有进入微观农业经营领域,以政府的积极性替代农民的积极性、以政府决策替代农民选择,也没有简单地扮演所谓的守夜人的角色在产业发展方面无所作为,而是科学治理并积极推进地方性的产业政策,切实发挥产业政策在农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等方面的巨大作用。比如说,发挥财政资金的种子和杠杆功能,在产业培育方向引导方面起到巨大作用；花大力气进行基础设施投入、产业平台打造,比如说寿光的菜博会、青州的花博会、昌邑的绿博会都对这些产业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力量的深入介入和积极参与同时把政府信誉注入潍坊农业产业化过程当中,成为潍坊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依靠市场实现发展,又很好地发挥政府功能,体现产业政策作用。这样就有效地克服了在很多地方出现的农业发展中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问题。
第二,潍坊始终坚持整县推进。潍坊市深刻认识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链条延伸和产业规模关键在县,长期以来在财力分配和管理体制土地指标等发展的关键环节领域上都没有向中心城区过度偏袒,而是着力县域经济,保障县一级的发展,给县一级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正因为这样才能够实现整县推进,才能够实现以县为主,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基石。
第三,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形成良性的城乡关系。我们看到,在国内大多数地方,城市规模的扩张必然带来农村的缩小甚至衰败,工业发达地区农业的重要性必然下降。而潍坊农业增加值在区域生产总值当中的比重不过10%左右,看起来不高,但是如果我们加上农产品加工业再加上为农的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总值,那么在区域性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就相当高了。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在总人口当中的比重不高,但是加上在农产品加工业和为农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就业人口,在总人口当中的比重也达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样潍坊就实现了大城市大农村并存,既有大城市又有大农村,大的工业大的农业并存。而潍坊的农业仍然是主导产业,形成巨大产能吸纳大量就业人口。只有在大城市大农村并存,大农业大工业并存的前提下,才可能具备城镇化与城市化并举的现实条件,并可以以此为条件率先实现实际意义上的城乡融合。这才是城乡融合,城市吃了农村不叫城乡融合,所以我们科研组的理解认为真正的城乡融合是像潍坊这样一种发展模式,这样一种城市和农村均衡的发展模式,这样一种良性意义上的城乡融合。
第四,“潍坊模式”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有机组成。对于“潍坊模式”的高度肯定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国情、农情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是鲜明体现中国道路的组成部分,也是增强“四个自信”的重要内容。“潍坊模式”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是一个地方依靠党的领导和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强力推动,主要发挥内生力量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迅速成为较发达经济体的过程,是一个由落后经济向发达经济转化的典型的发展经济学过程,具有重要的发展经济学意义,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实践意义和灵感来源,它构成了中国大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它具有显著的国际意义,也对国内其他的落后地区、后发展地区有启示作用,能够发挥榜样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我们愿意从这“三个模式”当中,从潍坊的发展实践当中,总结提炼更多的理论观点,使得潍坊成为下一步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宝贵的资源宝库。
宋洪远(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想跳出模式看模式谈几点思考和观察,总结起来就是“三个结合”与“两个如何”。
一是体现了基层探索和顶层设计的良性互动。具体体现在上世纪90年代,先是潍坊诸城搞贸工农一体化,寿光搞一村一品,安丘搞品牌化,高密搞经营区域化,其实都是产业化,这是基层探索的。1993年1994年,潍坊市委、山东省委发文推广产业化；1995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个探索和设计的关系。二是改革创新与开放借鉴相互促进。上世纪90年代学习美国、法国农业一体化经验,潍坊诸城提出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的理念和思想,这是学习借鉴别人的,也是开放和引进后形成我们自己的理念和做法。后来又学习日本和韩国发展农业新六产的做法,这非常契合国家提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理念。非常清楚地看出来,这是改革创新和开放发展的借鉴。这是给我们的启示。三是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形成合力。市场主体解放思想,打破限制,大胆探索,努力实践,最后形成模式；政府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总结农民的探索和实践,推广经验和模式,形成政策和制度。通过这样的过程,形成政府和市场的合力。这是“三个结合”。
“两个如何”呢?通过研讨会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农篇章”怎么去构建、怎么去建立?还是要遵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践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的来源。总结实践经验、实践模式来提升理论,实际上是实践突破了,我们的认识才突破。小农户无法或难以与大市场形成对接,他们实现了成功对接与有效衔接,应该是一个突破；第二个是突破了西方经济学关于优质拐点,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题。这些路径、探索为我们的话题提供了源泉。第二个是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政府做的事情,规划、政策、法制来发挥市场主体、市场机制的作用,让政府和市场形成发展合力,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动能。我认为这就是将来我们农业现代化的三大支柱:市场化、国际化和政府的作用。
